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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这种变化的因素有三：一是民主行动党政府对军人政策的失误。民主行动党政府积极推行民主政治，不让军人参政，要求军人回到军营，但他们忽视了军队里树立民主意识的重要性，任其“军人主义”思想泛滥；民主行动党政府改进了军队的技术装备，改善了军人的待遇，却忽视了同军人的关系。随着民主行动党在全国的指导地位的加强，军人在执政委员会中的影响日益缩小，这对自视为“政权决定性因素”的军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二是民主行动党政府推行的激进主义改革引起了国内外保守势力的恐慌。民主行动党政府推行的对外国石油租让地征收更多税收的政策，实行土地改革的政策以及反对教会的措施同国内外保守势力的愿望背道而驰。正如委内瑞拉历史学家何塞·拉蒙·阿文达尼奥·卢戈所指出的，“传统资本和少数经济财团不同意加列戈斯政府的民众主义措施”，“社会的上层集团不愿意接受在开发石油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中产阶级”，“他们不愿意下层贱民参与民主政治，惊恐地注视着土改法的通过和执行、强大的工人联合会的成立、农民对政治斗争的参与”。于是，作为对策，“他们向其军队里的代表施加压力，刺激军人的权力欲，以维护其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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