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可能的解释有两种。第一,由于贫穷,无力在旧教育上继续学习的陶行知,好不容易才有了进入崇一学堂继续学习的机会,并且又被先进而新鲜的西学所吸引,或许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什么所谓信仰问题。第二,在当时陶行知心理上,或许所谓基督教信仰与他所接受的儒家经典思想和佛教精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不管基于哪种解释,陶行知当时没有认真思考是否接受或拒绝基督教的事实说明,崇一学堂的课程内容给予陶行知的,更多的是西学知识的影响,对陶行知自我概念的形成影响不大。但这并不是说崇一学堂的经历对陶行知自我概念的形成没有影响,相反,崇一学堂的几位教师,特别是校长唐进贤和华人牧师、传教翻译章觉甫热心教育、治病救人的行为,不仅强化了陶行知心理上“有教无类”、“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教师形象,并一度促使陶行知产生了立志从医的思想。如果不是历史的机缘巧合,或许我们今天讨论的就不是教育家的陶行知,而是医学家的陶行知了。
如前所述,1908年因唐进贤回国探亲,陶行知不得不提前从崇一学堂毕业。或许是受到章觉甫的影响,也抑或由于姐姐被庸医误诊而夭亡,从崇一学堂毕业后,陶行知孤身一人第一次离开父母、家乡,赴杭州学医,考入同为教会学校的杭州广济医学堂。前述陶行知怀念父亲的那首诗,描写的就是父亲送他去杭州求学时的动人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