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连连受挫，大家情绪压抑，就在这时，我和五名队员被传唤到营总部接受调查，事因便是“吉奥特里村事件”。
调查长而杂，绝大多数细节我已记忆模糊。印象最清晰的是，当调查官告诉我，我涉嫌谋杀，那一刻，我万般惊恐，大脑一片空白。谋杀，这个词像迫击炮爆炸一样在我耳边吼吼作响。谋杀！我跟调查官说，他们是北越军啊。这位调查官是从分部法律处来的法律上校，为人亲和友善。我说，他们至少有一人是北越军。他说，不，他们都不是，村子的警察长和村长都证实了。谋杀！我知道我们做了错事，可从未想过自己是杀人犯。我不知所措，胆战心惊，尽最大所能好好回答上校的问题，可当他问，“你是否让你的队员串供？”我脱口而出，“没有！”
他旁边那位记录员——一位下士——把我的回答在打字机上打印出来，几分钟之后，上校带着自己的文件、案件记录和打字机等物品离开了分队总部这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一个有法可依的世界，让你吃就吃，让你睡就睡，听命办事便可，无需每天去面对死亡的恐惧。
事后，我大为震惊，我都怀疑自己要撕成两半了。让我备受煎熬的不仅仅是被指控谋杀，更有我内心深处的罪恶感。我躺在总部的一个帐篷里，眼前再度浮现出那男孩的眼神，生命凋零，控诉谴责。也许，我们在毫无意识下犯下杀人罪行，就和迈克纳一样。也许，战争唤醒潜伏在我们灵魂深处的某种罪恶，某股黑暗邪恶的力量让我们杀人如麻。于我，“也许”二字大可拿掉。那天夜里，罪恶席卷着我。毋庸置疑，是我下令巡逻队不惜代价逮捕这两个人，我恨不得他们一命呜呼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起了杀心，而且通过某种方式，如声音语调、肢体动作，或说话重音放在杀死而非逮捕上，我将隐藏于心的暴力倾向在队员面前表露无遗。我过于激进，他们便认为，我允许他们发泄自己的暴戾冲动。我躺在那里，回想起事后我们的畅快淋漓，我们的癫狂笑声，以及突然清醒时的罪恶感。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蓄意谋杀。这次事件不是平白无故发生在真空里的，它是战争的直接产物。我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战争对我们的所作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