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连连受挫,大家情绪压抑,就在这时,我和五名队员被传唤到营总部接受调查,事因便是“吉奥特里村事件”。
调查长而杂,绝大多数细节我已记忆模糊。印象最清晰的是,当调查官告诉我,我涉嫌谋杀,那一刻,我万般惊恐,大脑一片空白。谋杀,这个词像迫击炮爆炸一样在我耳边吼吼作响。谋杀!我跟调查官说,他们是北越军啊。这位调查官是从分部法律处来的法律上校,为人亲和友善。我说,他们至少有一人是北越军。他说,不,他们都不是,村子的警察长和村长都证实了。谋杀!我知道我们做了错事,可从未想过自己是杀人犯。我不知所措,胆战心惊,尽最大所能好好回答上校的问题,可当他问,“你是否让你的队员串供?”我脱口而出,“没有!”
他旁边那位记录员——一位下士——把我的回答在打字机上打印出来,几分钟之后,上校带着自己的文件、案件记录和打字机等物品离开了分队总部这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一个有法可依的世界,让你吃就吃,让你睡就睡,听命办事便可,无需每天去面对死亡的恐惧。
事后,我大为震惊,我都怀疑自己要撕成两半了。让我备受煎熬的不仅仅是被指控谋杀,更有我内心深处的罪恶感。我躺在总部的一个帐篷里,眼前再度浮现出那男孩的眼神,生命凋零,控诉谴责。也许,我们在毫无意识下犯下杀人罪行,就和迈克纳一样。也许,战争唤醒潜伏在我们灵魂深处的某种罪恶,某股黑暗邪恶的力量让我们杀人如麻。于我,“也许”二字大可拿掉。那天夜里,罪恶席卷着我。毋庸置疑,是我下令巡逻队不惜代价逮捕这两个人,我恨不得他们一命呜呼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起了杀心,而且通过某种方式,如声音语调、肢体动作,或说话重音放在杀死而非逮捕上,我将隐藏于心的暴力倾向在队员面前表露无遗。我过于激进,他们便认为,我允许他们发泄自己的暴戾冲动。我躺在那里,回想起事后我们的畅快淋漓,我们的癫狂笑声,以及突然清醒时的罪恶感。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蓄意谋杀。这次事件不是平白无故发生在真空里的,它是战争的直接产物。我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战争对我们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