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入京任中央太学教授，始于仁宗嘉祐年间。初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即是以经义教授太学学生的教授。嘉祐初年，虽迁升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然兼管太学的事务；自此以后，是为他的教育生活第三期。久已著名于苏、湖二州的胡老先生，一日得掌太学，为太学生色不少，于是四方青年学子闻风而来，踊跃如同蜂拥蚁集，以致原有学舍不能容纳。在这个时期，仍是按照学生的个性或才能分组教习，每人至少选习一组，各以组别分地讲习。分组以后，多由学生自习，而先生随时召集他们讨论。讨论的方式，或使他们各述其所学，先生从旁勾以大义；或由他们自己提出问题，让大众解答，先生从旁评判得失；或由先生就当时的政事提供，使诸生折中。这种活动的教法，最能启发学生的心智，所以个个莫不兴趣浓厚，而成效因此大著。其训练也是与在苏、湖时一样，一方以严毅率众，一方以至诚感人，而诸生也被他的人格感化了。这样一来，太学里头的空气为之大变，凡在里头受过陶冶的，差不多都养成一种特别风度，所以当学生在外面行走时，社会上的人勿论识与不识，莫不知其为胡门弟子。这种人格化的教育，比那高谈教育原理，其价值相差不知几何倍。到后来先生病了，要回家了，一班弟子得着这个消息，成群结队地跑来送别，道路相续，百里不绝，这位胡老师此时的心境之愉快当可以想见，而先生可谓得着代价了。先生出都门以后，仁宗又想念他起来了，问及他的学生刘彝。刘氏是湖州时代的高第弟子，对仁宗说：“国家屡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也”（《安定学案》）。刘氏这几句话，不啻为安定先生一生教育事业的一个最短的写照，而“明体达用”四字，尤为先生一生教育的结核。换一句话说，先生的教育是造就有用实学的人才，不是培养夸示博雅的学究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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