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入京任中央太学教授,始于仁宗嘉祐年间。初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即是以经义教授太学学生的教授。嘉祐初年,虽迁升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然兼管太学的事务;自此以后,是为他的教育生活第三期。久已著名于苏、湖二州的胡老先生,一日得掌太学,为太学生色不少,于是四方青年学子闻风而来,踊跃如同蜂拥蚁集,以致原有学舍不能容纳。在这个时期,仍是按照学生的个性或才能分组教习,每人至少选习一组,各以组别分地讲习。分组以后,多由学生自习,而先生随时召集他们讨论。讨论的方式,或使他们各述其所学,先生从旁勾以大义;或由他们自己提出问题,让大众解答,先生从旁评判得失;或由先生就当时的政事提供,使诸生折中。这种活动的教法,最能启发学生的心智,所以个个莫不兴趣浓厚,而成效因此大著。其训练也是与在苏、湖时一样,一方以严毅率众,一方以至诚感人,而诸生也被他的人格感化了。这样一来,太学里头的空气为之大变,凡在里头受过陶冶的,差不多都养成一种特别风度,所以当学生在外面行走时,社会上的人勿论识与不识,莫不知其为胡门弟子。这种人格化的教育,比那高谈教育原理,其价值相差不知几何倍。到后来先生病了,要回家了,一班弟子得着这个消息,成群结队地跑来送别,道路相续,百里不绝,这位胡老师此时的心境之愉快当可以想见,而先生可谓得着代价了。先生出都门以后,仁宗又想念他起来了,问及他的学生刘彝。刘氏是湖州时代的高第弟子,对仁宗说:“国家屡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也”(《安定学案》)。刘氏这几句话,不啻为安定先生一生教育事业的一个最短的写照,而“明体达用”四字,尤为先生一生教育的结核。换一句话说,先生的教育是造就有用实学的人才,不是培养夸示博雅的学究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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