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赵光贤：《孔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页。
[20] 赵光贤：《孔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9页。
[21] 赵光贤：《孔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3页。
[22] 赵光贤：《孔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64页。
[23] 赵光贤：《孔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50～164页。
[24] 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25] 赵光贤：《学习中国古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26] 赵光贤：《学习中国古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27] 赵光贤：《爱国必须要学习中国古代史》，载《北京日报》，1993年9月8日。
[28] 赵先生治史，重考证之功，贵自得之学，寓时代精神于探赜索隐之中，史学家的严肃与激情洋溢于他的论著的字里行间，实为晚辈、后学学习的榜样。12年前的初夏，我有机会同赵先生做过两个上午共5个小时的长谈，使我受益良多。其后，我据此撰写一文，介绍赵先生的经历和学术，题目是《治史贵有心得——访赵光贤教授》，发表在《史学史研究》上。唐人刘知幾论史家，称赞“成其一家，独断而已”的学风。清人章学诚评史家，更是大力张扬“别识心裁”、“独断之学”。从上文可以看出，赵先生治史，贵自得之学，不苟同，不随风，正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上的这种优良的传统和学风。这种传统和学风，是今天需要大力发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