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赵光贤:《孔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页。
[20] 赵光贤:《孔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9页。
[21] 赵光贤:《孔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3页。
[22] 赵光贤:《孔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64页。
[23] 赵光贤:《孔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150~164页。
[24] 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25] 赵光贤:《学习中国古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26] 赵光贤:《学习中国古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27] 赵光贤:《爱国必须要学习中国古代史》,载《北京日报》,1993年9月8日。
[28] 赵先生治史,重考证之功,贵自得之学,寓时代精神于探赜索隐之中,史学家的严肃与激情洋溢于他的论著的字里行间,实为晚辈、后学学习的榜样。12年前的初夏,我有机会同赵先生做过两个上午共5个小时的长谈,使我受益良多。其后,我据此撰写一文,介绍赵先生的经历和学术,题目是《治史贵有心得——访赵光贤教授》,发表在《史学史研究》上。唐人刘知幾论史家,称赞“成其一家,独断而已”的学风。清人章学诚评史家,更是大力张扬“别识心裁”、“独断之学”。从上文可以看出,赵先生治史,贵自得之学,不苟同,不随风,正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上的这种优良的传统和学风。这种传统和学风,是今天需要大力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