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国途中,我在船上经常考虑创作题材。我构思过一幅《渡船》,渡船上集中了老乡们:白发老伯、缺牙大婶、黄毛丫头、猪、鸡、菜筐、扁担纵横,苦难挤着苦难,同舟共济,都是我的父老乡亲,被早晨的阳光照射着,他们在笑。或者风雨黄昏,几把黄布雨伞遮不住畏缩的人们。我从幼年到少年、青年,外出和回家,必经这渡船,这渡船美,这美是立体的,它积淀了几代人的肖像和背影。另一幅《送葬》,祠堂的大白墙前一群白衣人送葬,白衣白墙间凸出一口黑棺材,代代苦难,永远的苦难凝固在这黑色的棺材上、棺材中。还有几幅。但参观土改后,看了今天的农村现状,政治斗争的火热,这些构思中的作品便不能诞生,成为死胎,胎死腹中的母亲永远感到难言的沉痛。
在北京街头遇到一位北方农民,一身靛蓝衣服,形象特别好,入画,便出钱请到我家。其时我已搬入美院大雅宝胡同宿舍,我将最大的一间开了天窗,作画室,但夏天日晒热得不得了,妻忍着,未吐怨言。我将这位北方老乡画在南方农家小屋里,给他戴上大红花,一个孩子伏在他身上,题目是《爸爸的胸花》,这是看到土改后农村参军的启示吧。但我的画反映不好,被认为是形式主义的,改来改去都不行。后来又试画别的题材,总说是丑化了工农兵,如果苏弗尔皮老师看到这些画,他大概会说:哼,漂亮呵!我夹在东西方中找不到路,与领导及群众隔着河,找不到桥,连独木小桥也没有。妻怀了第二个孩子,我们到处找打胎的,有人介绍有个日本医生肯做,找到他的诊所,已被封门了。当妻躺在床上闹阵痛时,我正在画布前拼搏,没有放下画笔到床前安慰她,我无法掩饰自己的自私。然而,画仍遭排斥。逼上梁山,改行作风景画的念头开始萌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