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潘、董二人这种“亲密的同志加恋人的关系”,确立于“皖南事变”的前夕,潘汉年由上海返回香港的再次分别的时候。
不久,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潘汉年基于革命家的义愤,协助廖承志等人向国内外揭露蒋介石所欠下的这笔笔血债。同时,他还利用自己建立起来的交通,把散失在各地的新四军干部安全转移到江北新四军军部。与此同时,“周恩来同志为了保护留在重庆的一批文化人不遭国民党迫害,已从几路撤退,有的已去延安,可以在香港、海外活动的尽量到香港、仰光”。而撤往香港、仰光的文化人的安置工作又落到了潘汉年的肩上。
是年年底,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者以碎不及防的侵略手段,成功地奇袭珍珠港之后,旋即又迅速地占领了香港,并强行进驻了上海的美、法等租界区。潘汉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战争态势,必须重新调整、部署第一线的情报系统,方能更有效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具有二战全面性质的战略情报。同时,上级还要求潘汉年,必须对滞留在香港的一批情报人员做出新的妥善安排,以保证他们的安全。他经过周密的思考,并商请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和批准,决定采用在古已有之的以夷制夷的策略―利用他打入日本“岩井机关”的特殊条件,完成了这一艰难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