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惟其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此义者,然后知予不伪梁之志也。[9]
恰恰在他倡导“新史学”的先后,《春秋》学也大兴于宋,盖亦有自。
宋人著史之风颇盛,今存《四库全书·史部》辑存的即有数百种。其特点第一是“全能”,“史部”所分十五类二十四属每个类属都有大量宋人的著述;第二是开创了一些新的类属,比如《史部三》的“纪事本末类”;《史部七》“传记类”之“杂录之属”;《史部八》“史钞类”;《史部十一》“地理类”的“都会郡县之属”和“山水之属”;《史部十二》“官职类”的“官箴之属”;《史部十三》“政事类”的“邦计之属”“军政之属”和“考工之属”;《史部十四》“目录类”的“经籍之属”和“金石之属”,等等。这些新增的类属扩大了传统史学的范围,留存了很多具有价值的史料和史观,证明着宋代史学的创新精神;第三是“庆历新政”和“元祐旧臣”的很多骨干成员参与并推动了宋代“新史学”运动。除了欧阳修、司马光以外,王禹偁、范仲淹、王质、王素、宋祁、宋庠、曾巩、刘敞、刘攽、范祖禹、刘安世、苏洵、苏辙等词翰之臣,即“以文鸣于当世”者,也都列名于《四库全书》史部的作者之中,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南宋的陆游、辛弃疾、范成大等人;第四是南宋理学的主要成员(以《宋元学案》为标准记载)也差不多都参与了史学的工作。实际上在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状况下,犹能完成胡传《春秋》注释以及《文献通考》等,并坚持修完宋、辽、金各史,也正得益于宋末史学的深厚积淀。故陈寅恪屡曰:“宋贤史学,今古罕匹。”[10]“中国史学,莫盛于宋。”[11]也应当包含着对这些努力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