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什么时候才第一次听到那件事的?”我问道。
“我听说那件事以后,一直对她瞒着,”佩格蒂先生说,“差不多瞒了有一年。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很偏僻,但是周围有着各种好看的树木,墙上直到房顶上,都爬满了蔷薇花。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来了个过路人,是打我们英国的诺福克或萨福克来的(到底是哪儿我记不清了)。见到他,当然就把他让到家里,请他吃喝,热情地招待他。我们殖民地那边的人,都是这样做的。他带了份旧报纸,还有别的一些印出来的讲到那场风暴的文章。艾米莉就是这样知道的。待我晚上回家时,我发现她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他说这句话时,声音放低了,我十分熟悉的昔日那种庄严神色,又布满在他的脸上。
“她知道这消息后变化大吗?”我们问道。
“唉,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变得很厉害,”他摇着头回答说,“只能说直到这阵子才好一些。不过依我看来,孤零零住在那儿对她大有好处,再说,像饲养各种家禽什么的,好多事都得她操心,她就把心思用在这些上头,这样才算挺过来了。这会儿要是你见了我的艾米莉,”他若有所思地说,“大卫少爷,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认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