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年(636),五代史同时修成。唐太宗十分高兴,他勉励史臣们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9]
这一段话,阐述了唐太宗对史学的社会功用的认识,尤其是史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阐述了唐初统治者在对待史学的态度上跟秦、隋皇朝的区别。隋、唐统治集团在历史意识强化方面是一致的,在对待修史工作的具体政策上却并不相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他们在文化政策上的得失。贞观年间,唐太宗还诏修《五代史志》、重撰《晋书》;史家李延寿秉承家学,着手撰写《南史》、《北史》。至唐高宗时,这些撰述都已完成,显示出官修史书的重大成就。